费良勇
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宪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曹思源先生，于北京时间2014年11月28日因癌症病逝于北京，享寿68岁。我们沉痛悼念曹思源先生！向曹思源先生的家人致以深切问候并请节哀顺变！曹思源先生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我们为自由民主事业奋斗不息！
曹思源提倡和平理性渐进改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曹破产”这个浑名，我对曹思源先生有了一些初步印象。他1980年首先在中国倡导破产淘汰理论，于1985年出任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主持起草破产法和失业救济法规。他还多次提出修宪建议，要废除专政，实施宪政，提出将保护私有财产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最终得以实现，所以，人们也称他为“曹宪政”。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有胆有识的英雄人物，不愧于“曹大胆”。三十多年来，他不遗余力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撰写文章千余篇，出书三十二部，发表演讲九百多场。他曾被《亚洲周刊》评为新世纪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名人之一。《远东经济评论》将其评选为亚洲风云人物。
这位受人敬仰的法学家，我同他仅仅见过一次面。2004年4月27日，曹先生在科隆大学东亚系演讲。我驱车四百公里去参加了他的演讲会。他演讲的第一个重点是告别专政拥抱法治，包括政务公 开、差额选举、无罪推定、司法独立、出版自由、设立宪法法院、删除宪法序言（四个坚持等内容）、人大和政协改革成议会两院制等。他还建议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等。他演讲的第二个重点是双重国籍。他主张承认双重国籍，有利于华侨的积极性， 对国家、对公民有利而无害。到会的中国人，几乎全都支持他的双重国籍倡议。会议主持人、科隆大学汉学家霍依泽教授问他：“您在我们的讲台上这样大胆地谈修宪，在国内的讲台上敢不敢这样讲？”他回应说：“敢！这些建议都是在国内讨论时写下的提纲。”他同时谈到，对于修宪和社会变革，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来。他还拿自己胖胖的身材诙谐地打比方说：“我这个大胖子也不是一下子就吃胖的！”与会者哄堂大笑。
科隆见面之后，我和他通过一些电话和电邮。他提倡和平理性渐进的改革，反对暴力过激的主张。他认为暴力革命，只能以暴易暴。一 点一滴的改革可以从量变走向质变。跨过改革的门槛，中国社会就会进入黄金 时代。他的主张，同民主中国阵线的纲领宗旨和行动原则类似。他认为体制内改革仍有空间，国内的异议人士要尽可能在现有宪法框架内活动。这同我的想法一样。他常说，改革好比翘翘板，专制腐败那一头很重，少数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压下来，可是万 众一心，大家都来参与，就能把专制腐败翘起来，改革才能成功。
曹思源认为学生没有把中共逼上绝路
在六四屠杀的前一天，曹思源先生就被中共专制派投进了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一年后才被释放出来。用曹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不仅学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教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最后还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我以前只听说八九民运期间，曹先生受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的委托，组织一些人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因触怒中共高层而被捕。最近看到民阵网站编辑根据封从德提供的“曹思源口述回忆”整理的文字才得知，曹思源曾于1989年5月17日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严明复的委托，做学生的工作，帮助政府同学生对话，缓和局势。因为1989年5月13日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后，很快达到三千多人规模，百万市民上街支持学生，群情激昂。
曹思源亲笔写下四条建议：一、建议中共中央委託一名政治局常委，代表中央全权处理学生问题；二、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三、中央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账；四、学生停止绝食，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曹思源等八九名知识分子在建议书上签了名，当时在场的学生代表若干人也都签了名。严明复随即带上建议书去中南海。曹思源等人一直待到深夜两三点钟。最后，阎明复打电话说：“请大家回去休息。中央不同意！”
与此同时，邓小平家正在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拒绝接受学者和学生共同达成的协议，决定戒严，并做好暴力清场准备。5月18日上午，李鹏会见学生代表，电视转播部分内容，强调北京无政府状态，暗示要镇压。5月19日晚，李鹏宣佈次日戒严。
曹思源起草的四条建议发表在5月18日的《科技日报》头版上。曹思源认为，如果中共中央接受这四条建议，那么学生就会马上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就不会发生。这说明，并不是学生把中共中央逼到了绝路，不得不开枪。而是中共独裁者担心学生和市民卷土重来，决心用戒严甚至屠杀解决问题。
关于见坏就上与见好就收
中共的本性是专制独裁，依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任何反抗中共的言行，都可能遭到当场镇压或秋后算帐。对于八九民运这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如果不能一举推翻专制政府，是否一定会以血腥镇压收场呢？25年来，众说纷纭。
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在1989年5月提出了“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观点。2014年11月初在慕尼黑中国大变革策略研讨会上，他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引发共鸣和争议。专制国家的民众抗争运动常常出现两个极端结局：要么一举成功废除专制，要么一败涂地血流成河。在明显不能实现最高诉求的情况下，寻求一个相对好的结局，见好就收，分阶段达到目标，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然应当考虑这个问题。在局势严峻的情况下，如果广大民众能够见坏就上，挺身而出，民变引起警察抗命和军人哗变，统治集团分裂，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放弃暴力镇压，或者暴力镇压失败，局势可能完全改观。所以，从理论上讲，胡平先生提出“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观点肯定是对的。只是在抗争现场往往难以操作。一个难点是对“好”的确定，“保本”还是争取更高“权益”，各人见仁见智，难以统一意见；另一个难点是群众运动常常缺乏一呼万应的领袖人物，不可能像军队那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抗争现场，通常是激进的观点占上风。即使大部分人退场了，少部分人要坚持下去，也会存在清场局面，也难以实现见好就收。此次香港的占中运动（雨伞运动）也是这样，如今留守者不足占中最高峰时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作为抗争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应当时刻考量见好就收，否则，不成功便成仁，不失败不收场，代价太高，也不利于东山再起和最后胜利。
胡平举例说，如果在1989年5月16日闫明复到天安门广场恳求学生停止绝食，给改革派时间，并愿当人质保证不秋后算账的时候，学生们就接受了，后果就可能不一样。
八九民运时期的学生领袖们及其一些支持者认为，见好就收不可能，见坏就上更不可能，而且这种观点是指责学生领袖们，这不公正。
民阵第二、三届主席万润南先生在六四20周年大祭时说：“六四不仅是学生运动，是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是改革派、改革民主派（学生和民间力量）与保守派之间的较量，最终以保守派得胜而告终。我们不要忌讳言失败。我们要总结教训，否则对不起六四死难者，对不起死难学生，我们讲教训不是追究谁的责任。”他总结道：在六四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三个教训：一是没有与党内的改革派配合。赵紫阳善意对话，又通过了阳光法案，但是没有得到支持。民运反而把赵紫阳和改革派逼上了绝路。二是不要想一次运动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开车，只踩油门加速，不踩刹车，不知道拐弯，一定会翻车。我们鼓励学生上广场绝食，但是没有能力掌握停下来，一场运动失去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波兰团结工会之所以成功，是他们懂得组织大罢工，而且还能掌控罢工的停止，做到收放自如，这样的运作在策略上、程式上、节奏上得到掌控，为政治民主转型提供了大环境的可能性。三是不要把对手逼到死角，要有阶段性进程。
胡平指出，公民抗命的成功，就在于唤起社会的关注并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这次占中行动早就大大超出预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再加上迫使当局同意和学联对话，而当局同意对话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可能不做出某种让步。对话开启之日即见好就收的最佳良机。可惜占中者没有意识到。西谚云：”更好”是”好”的敌人。人们往往由于贪图”更好”而失去了到手的”好”。拖到今天，形势已经不那么好了。继续拖下去，只怕更不好。占中退场，并不等于放弃抗争，而只是转变抗争方式。
香港民主运动需要改换方式
由于沉重的六四大屠杀包袱，中共心有余悸，担心对占中行动清场镇压会遭到全球大反弹，所以，打出了拖延牌。香港同内地情况差异很大。中共的拖延策略，对占中行动有三大不利，一是拖垮香港的经济；二是拖掉占中的民意；三是拖失香港的法治。香港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民营经济。中央并没有从香港抽取税收。1997年香港回归时，其GDP相当于全国的15.6%，但如今只有2.9%。所以中共不怕香港的经济受挫对全中国的影响。占中行动属于间接的公民抗命。抗议者抗争的手段是违反交通法规，但抗争的目的并不是反对交通法规，而是反对假普选，要求真普选。间接的公民抗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因为它会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应该适可而止。其正当性或曰合理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占中行动已经超过两个月了。占中行动不同于1989年北京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占领天安门不影响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但占中行动占据了交通要道，严重干扰了香港市民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生计。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满占中行动并发出怨言的民众逐渐增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占中行动发起人戴耀庭早就指出：占领愈久愈不合理。香港司法独立，有稳定的法官和律师制度，这是香港同中国内地相比的一大特色和巨大进步。占中的无限期拖延，无疑使香港的法治受损。
中国共和党主席王策先生建议，改变港特首提名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和候选人获得提名的条件。增添一个“选民直选”委员界别，名额为200人，原来四个界别的名额由300人变为250名，总人数保持1,200人不变。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委员的支持人数，由全体委员的半数降低到八分之一（原本如此）。如果双方接受这些条件，有利于结束占中纷争，取得双赢的结局。
“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等65名人士已经于2014年12月3日到香港中区警署自首，承担公民抗命要面对的罪责，希望以此唤起占中人士自动退场。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与另外两名学生放弃公民抗命方式发起绝食活动（绝食不属于公民抗命），以争取官方再次与他们公开对话。同1989年一样，中共和港府的冷漠把年轻学子逼上了绝食之路。据说，学联领袖准备退场。占中人士在行动方式上已经多元化，但他们争取真普选的宗旨没有改变。
因为占中时间太久，港府清场得到的民意支持反而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占中，不是上策。争取真普选以及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无数次抗争，分阶段达到目标。争取真普选，在2017年以前，还有许多抗争机会。
古人说，“宜行则行，宜止则止”，或者说“适时而行，适时而止”。民主运动要持续进行，需要不断反思，积累经验，吸取教训，循序渐进。街头抗争的持久战难打，可以采取周期模式，例如每周或每月来一次限时的规模较大的抗争活动。只占领重要地带，尽可能减少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不便，利于长期抗争，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另外，在改变功能界别及其名额分配等方面，还有可以争取的空间。在议会展开合法的真普选抗争，在民间宣传真普选的必要性，争取广泛的民意支持，这都是香港民主派的重要工作。
中共操控的海内外华文媒体，同抹黑八九民运，支持六四屠杀一样，千方百计妖魔化占中运动。专制卫道士和文痞们伪造故事，将占中人士描述成比伊斯兰国还要残暴的极端恐怖分子。谁要反对占中，就会引火烧身，遭到占中人士全球范围的追杀。他们还把占中污蔑为“港独”，并造谣说，所谓真普选就是要让外国势力代言人成功夺取香港最高治权。当香港和中国民主化之日，这些泯灭良知的媒体和文痞又如何表演呢？
2014年12月3日 写于 纽伦堡
（全文大约4600字）
（首发于《欧华导报》2014年12月总第2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