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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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侨界的《华商报》主编修海涛（齐墨、徐波）去世了。海外民运还有一点祭奠的动静，反而是德国的亲共华侨界相当地沉寂。据我猜测，很有可能是中国使领馆的干部打了招呼。别看齐墨这二十年来，办报纸，搞宣传，紧跟习近平中国梦的口径，风生水起，实际上人家党政部门的尺度还是抠得很紧的。修海涛出国前是中共党员，当过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师。原是中央着意培养的重点对象。出国不久遇上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他站出来谴责邓小平屠杀北京学生的罪行。还一度出任过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从中共党政的角度看，他是明火执仗叛党的叛徒。如今他因病去世，历史的旧账仍不可能一笔勾销。不让叛党的人物太风光。
但是对于德国和海外各地民运参与者来说, 一度出任主席, 后来又投靠中共的修海涛突然去世, 也不能没有一个简单的历史评说。（这里不涉及死者的亲属关系和个人友情）。
“中立”是不存在的
修海涛大约是在世纪交替前后逐渐淡出民运活动的。理由据说是，政治活动养不活家庭。不得不为家庭考虑。民主运动不是列宁式的政党黑社会，不可能像周恩来、康生（赵蓉）那样去暗杀叛变投敌的顾顺章一家（包括女佣）几十口人。民运靠的是政治理念，来去自由。德国的朋友们十分宽容，甚至连公开批评都没有发生过。修海涛也幻想过，脱离民运，只办报纸，保持中立，可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国安部负责请人“喝茶”的干部在寒暄之后，立刻就开门见山：“资金有没有困难？”然后是“国家会给你机会，（广告客户，国内关系还包含多种商机）”；然后就是“想不想回国？”具体就是写一个“东西”（认罪书），经外交部、国安部审核，给予回乡的签证。共产党的手底下是没有中立余地的。2003年，修海涛忽然重病，一度昏迷，其妻田氏紧急发出电邮，说是明日发稿在即，希望我尽快代拟一个态度中立的新闻头版。我连夜代为赶出。凡是涉及两岸、港澳，都不偏不倚。可是事隔三日，打开新到的《华商报》，我所赶制的版面完全未用，原来是修海涛本人苏醒时，又重新做过。完全不顾及“中立”，而是口吻一律改为新华社、中新社的腔调，俨然像中共使馆的侨务代言人。修海涛仅有一本自传形式的书《我的民运路》，揭露了一些海外民运的一些内幕。民运当中确实有不好的现象，可以揭露，可以谴责。但是修海涛没有自我批评，却来抨击嘲讽民运，他想干什么？实际上是向中共输诚，表示跟民运划清界限，作“投名状”。2003年，民主中国阵线代表大会在德国召开，当天就把消息发给了《华商报》，他一连三期都拖着不予刊登。最后勉强刊登，竟是在“报屁股”的市场小信息堆里，连个标题都没有。中立的伪装已完全无法遮掩。
说他办了一份华文报纸，有所贡献？德国和欧盟各国，亲共华侨马屁社团的报纸可谓多矣。多一家，少一家，老实说，差不了太多。本来《华商报》是德国民运准备为民主做舆论工具的。有多人出力。（不光是出一点资金的问题）。修海涛是接受委托办报，而不是他独创办报。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他自家办的报纸，他成了私人老板。这件事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海外少了一份本来应有的民主人权报纸，是反共反专制历史抗争运动的一大损失！他脱离民主人权的抗争活动，“为家庭考虑”，也是站不住脚的说法。不接受中共的资助和支持就无法维持？新西兰陈氏兄弟创办的《新报》就是最好的例证。人家靠的是自己的胼手胝足，起早贪黑，终于发出了自由民主的声音，同时还为家庭为子女赚取了面包。还有更多的海外中国人，运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打工，开店，努力打拼，同时拨出精力和时间，介绍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历史经验，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是当代的伊尹（甘愿从厨师做起，后来成为商朝大政治家），是当代的慧能和尚（探索明心见性新禅思想的哲学家）和阳明先生（在贵州龙阳悟道的新儒思想家）。他们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持续坚持追求民主、推动民主，对抗中共专制统治。他们甘愿做未来民主中国的铺路石子。修海涛出国的时候，条件不见得比他们差，甚至在基本学历、外语基础和出国年龄方面还要好得多。修海涛愧对这些当年的民运战友，更愧对国内受尽盯梢、监控，乃至监禁、酷刑之苦的异议人士。
修海涛在海外居留三十余年，大约在八九六四以后的十年左右，从事了民运工作，后面的二十多年，根本与民运无关。脱离民运也就罢了，他还做了一些很对不起民运的事情。把中国难民的政治庇护搞成“一条龙”服务的生意，开价越来越高，每案达到六到八千马克。更有甚者，他把北京异议人士王万星先生的女儿来到德国（一度曾寄住在修海涛家中）申请庇护的真实材料复制，转卖给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难民，拿去作申请材料。聪明反被聪明误，欧盟难民事务部门终于察觉，由德国刑警到修海涛住宅突击搜查。不久魏京生先生访问德国，建议修海涛担任翻译的时候，被德方拒绝，认为已有如此劣迹的人，不宜与闻官方的正式翻译信息。纵观修海涛的生前行状，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他本来就是一名中共党员干部，不过是把中共贪官的言行，从钱到性，都拿到海外来操演了一遍。
我们身边的吕纬甫
分析修海涛的生与死，不由得想到了鲁迅《彷徨》中的一篇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吕纬甫原来也是一名怀抱澎湃激情的新青年，在辛亥革命大潮中冲进城隍庙中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争论国家前途时，几乎跟人打架。可是革命高潮过后，逐渐颓唐，竟也迷信给弟弟“迁坟”的做法，还给朋友的女儿教授“三从四德”的《女儿经》。鲁迅生动地描写了这种人物的历史轨迹，“好像是一只苍蝇，飞起来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修海涛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一度受天安门静坐示威的影响，激愤地组织民运队伍，冲击中共驻德国的使领馆，大骂中共的政策路线。可是约莫十年功夫，他已经意志彻底衰退，跪求使馆的统战好处。获得回国签证，参与一些官方支持的中国梦大外宣的各类活动。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狂潮甚嚣尘上，他的《华商报》也组织连续的反美战狼式评论，与之遥相呼应。更加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修海涛曾经参与翻译《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一部分（与另两人合译）。（修海涛有过与人合编或摘编多人言论的书籍，但没有个人的专业论著）。对于西方中世纪宗教思想的禁锢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解放的思想过程有过译介和思考的经历。可是出国（1987）三十多年以后，他又作为德国《华商报》的主编参与了中国党政支持下塑造成形的马克思塑像，迎赠马克思故里特里尔市的仪式，以祝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18年）。这是一场连无数德国公民也觉得莫名其妙的现代“迎神赛会”。
年轻时曾经宣誓永不叛党，出国后组织民运团体，跟中共使馆唱过一阵对台戏，然后再回头跪地陪笑，再来迎接马克思的神像，……修海涛的心里到底是，扪心自问，苦笑摇头呢？还是骂一句“管他妈什么马列毛邓胡温习，能让我及时行乐，就是赢钱商机！”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心里还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飞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
跟蔡霞适成对照
齐墨曾有党组织内部的观察经历, 还有中央党校的讲师经历, 而且已经走出国门, 来到了自由民主的联邦德国, 甚至已经投入了民主运动的洪流, 却又回头去跪倒在党政专制的淫威之下。
蔡霞的出现, 更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蔡霞与齐墨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先后同事。他们都是党员家庭出身, 蔡更是高干红二代, 都是青年时入党, 然后读研究生。蔡已任教授才退休出国, 毅然愤怒踢开党组织的枷锁, 丧失丰厚的退休待遇也无所畏惧。齐墨作为青年硕士出国，可以有无数挑战中共的可能性。蔡霞敢于直接笑骂中共已是“政治僵尸”；齐墨还在德国逢场作戏，迎接马克思的国产神像。两相比较，轩轾分明。这里仍是把齐墨当作有观察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来考量的；如果他仅是一名唯命是从的党棍人物，则作此对比也失去了意义。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青山依旧，几度夕阳。历经大坎大坷才会出大智大勇。
202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