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
读港支联副主席邹幸彤女士在法庭上的自辩演讲，感慨万分！中共制造了六四北京大屠杀，自知罪孽深重，千方百计狡辩，掩盖真相，并吓阻人们谈论和纪念六四，力图让世人忘记六四，以强化专制统治。中共以前禁止内地人纪念六四，如今禁止香港人纪念六四，以后还妄图禁止台湾人、海外华人和全人类纪念六四吗？
隐帝反动中国退，
英雄落难香港悲。
魔鬼吓阻祭六四，
神州何处觅钟馗？
2021年10月25日写于纽伦堡
注：隐帝——这里指隐性皇帝，即没有皇帝称号的专制寡头。
附青史记录：
立场新闻｜邹幸彤六四煽惑案自辩演说：“做一个香港人想做的事，我无怨无悔”
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指于今年六四，在网上宣传及呼吁他人参与六四集会，她早前否认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今（ 25 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本身是大律师的邹幸彤没有律师代表，今日在庭上自辩。她提到自己面对的所有案件，都与支联会、六四有关。而这些控罪横陈叠加，反映政权正一步一步打压、消灭六四记忆。
以下为邹幸彤庭上自辩演说的全文，由《立场》记者笔录及誊写；篇幅所限，邹幸彤、裁判官与控方律师的部分对答经删节。
彤：被告 邹幸彤
官：裁判官 陈慧敏
（邹幸彤走上证人区，宣誓）
彤：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人，本人被控煽惑一个没发生过的集结。本人是一位大律师，自 2015 年底出任支联会副主席。直到支联会在 9 月 25 日宣布解散位置。（法官要求她放慢说话速度）
我是没有案底，但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未有按通知提交资料，而被还押中。我同时因为去年六四烛光悼念，被控煽惑以及未经批准参与集结，11 月开审，在区域法院。
从刚才自我介绍，法庭不难看到，我所有法律麻烦，都是同支联会、六四相关。而这个控罪的横陈叠加，好形象的反映，政权是怎样一步步打压、消灭六四的记忆。
（官：等一下）
而这个大背景，是我为何要写本案中两篇文章的原因。
官：包括 Facebook、Twitter、明报等三份？
彤：是同一篇文章。要正确理解文章意思、意图，另一议题：政权行动背后有否不当的政治目的，是必须理解文章出现的前因后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
支联会其实成立于八九民运期间，承载当年百万港人对于民主中国的期许，当年这场和平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后，支联会用每年六四维园的烛光，用我们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官：你等等下），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去传承八九民运的精神，同埋希望为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32 年来，六四维园见，是无数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约定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香港每年最标志性的活动，系香港人良知的象征。我们用维园的烛光，用令世人惊讶的毅力，守护住六四的真相，起码在香港，一讲起八九六四，大家会知道，军队入城时候的乱枪扫射，会知道被坦克车辗断双腿的方政，知道那位躺在板车上流血的九岁小学生，知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绝食的大学生们，知道当年这场运动是如何得到全国上下以及党政机关的支持，亦都会知道王丹、吾尔开希这些名字。知道那位只身走上长安大街挡住坦克的坦克人，以及悼念孩子都有重重困难的天安门母亲。
但这些知识不是必然，因为政权一直用他的权力、法律、宣传机器去抹杀、改写这段历史。所以在国内网络上，六四是打不出来的敏感词。每年到了六四日子附近，天安门母亲、民间行动者都会被严格控制，甚至预防性拘捕。几年前，有记者去北京，走访大学生，拿著坦克人的相，冇人知道发生咩事。
2014 年，浦志强律师以及朋友办六四研讨会被捕。2015 年⋯⋯（被裁判官打断）
官：被告人，其实本案是关于煽惑参与明知未经批准集会。
彤：我想法庭都留意到，检控背后的目的、相称性，都是有关连的。
官：请你继续。
彤：（笑）我刚才说到哪。刚才，2015 年，陈云飞帮两位六四死难学生扫墓，被告寻衅滋事，判 4 年。2016 年，陈兵、符海陆，做了一支八九六四的酒，夸张到被人说是煽动颠覆国家，困了三年，才给其中三人缓刑。还有六四祈祷会的王牧师、举一张纸牌的张五舟，全部都是被捕、被判刑。
我这里有支联会 2015 年的声明，关于刚才“八九六四酒”的，想呈上法庭。（自己笑）
正正是因为政权的种种打压，八九在香港知道，但在深圳河对面就是“反革命暴乱”，军队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杀，甚至澳门的终审法庭都可以完全接受中共的定性，说这场运动是“反革命暴乱”，说数以千计的平民学生被屠杀是有悖事实的虚假宣传。这样的黑白颠倒没发生在香港，好大程度是因为有维园的烛光，但其实政权唔系唔想消灭在香港的六四记忆，唔系唔想消灭维园烛光以及支联会，只是在今年之前，她都未能得逞罢了。
支联会在创立之初已经被中共定性为一个颠覆的组织，当年中英双方人马，许家屯、李鹏飞都劝司徒华解散支联会，未能得逞。去到回归，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都是劝华叔，不要再搞六四悼念，都是未能成功。软的不行，就来硬的。2010 年，支联会在时代广场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没收、多人被捕。2014 年，第一所六四纪念馆，被亲中法团滋扰、逼迁。2019 年，我们再次置办六四纪念馆，装修期间已经被滋扰。
到了旧年，疫情给了政府借口，禁止所有公共表达。六四游行、集会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仍然去维园、全香港各地，点起烛光。当局高调检控大批在维园的市民以及支联会常委。到国安法通过后，建制中人不断放风，说支联会违反国安法，说背景要取缔支联会，恐吓市民不要再参与支联会活动。
我们搞了三十一年的维园年宵摊档，今年第一次被食环署无理取消租约。我们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同一时间，港台六四节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节目最后播一段六四长跑片段，都要被严厉谴责。以六四为主题的街站、电影放映会，被滋扰、中断。学校更是重灾区，教科书上面，关于六四的内容被删走、淡化，唔会再提军队屠杀平民。学校老师越来越不敢请支联会同同学讲六四发生什么，今年没有人再请我哋去了。也没有学生来六四纪念馆参观。
其实六四记忆这样被打压，就快要断了。不出意料，今年六四游行、烛光纪念集会再次被警方禁止。而之后的发展，大家都看得好清楚，六四当日，数千警力，围封维园，终于成功令六四烛光在今年断绝，在维园不再燃起。但这样都不够，在 8 月底，当局动用（编按：国安法）43 条，以老屈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资料，迫使我们关闭网站、社媒平台，令大量六四史料瞬间消失。当我们常委据理力争，我们全部被检控、还押，甚至连支联会本身这间公司都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在所有常委在囚之际，当局仍要穷追猛打，威胁取消公司注册。我们成员在 9 月 25 日议决解散支联会，令到这个 32 年的组织画上句号。但其实解散完，已经立即宣布要查封所有财产，所以我们现在连律师费都付不起。
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是针对成个反对派、公民社会的扫荡，大批民主派领袖被捕入狱，连参与选举都成为罪名。大量民选议员被迫辞职、被 DQ，无数民间组织、工会，甚至学生组织都被解散，新闻媒体被关闭，苹果日报执笠，言论创作自由受到严重打击，连长跑都不可以讲香港加油。
（控方指被告控罪之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无关案情，讨论在此略去）
彤：法庭是不可以单独看警方禁止六四烛光集会，不是单独的决定来的，是摆在整个社会脉络，所有迹象都显示政府其实在做什么。那个结果早已写在墙上，政权要消灭所有反对声音，而六四烛光集会是它必须要盖熄的一个行动。疫情、公安条例，不过是方便的借口。其后发生的事情，不到三个月就对支联会拉人封艇，正证实了我当时的判断。
我们见到的是，支联会一方，我们早早入纸通知警方，我们要搞游行集会，我们表示会遵从所有社交距离的规定，我们愿意与任何部门商讨，如何兼顾防疫情况下，令六四悼念仍可进行。但警方反应，一个月都不理你，随随便便同你开会，不会给出任何方案让你进行集会，而明明我们见到的是，同一时间，林郑宣布第四波疫情已经完结，香港人已经班照上，地铁照逼，所有这些活动，人的挤迫程度，都会比一个六四烛光晚会有过之无不及。我自己每天返工逼地铁都知道。
明明我们见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顾防疫以及示威集会权的方法，唯独香港一刀切，所有反对派的集会都不给进行。明明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积极责任促使集会进行，但警方永远将个波推给民间团体，就只有“集会自由不是绝对”，完。明明我们见到公安条例根本没有赋权警务处处长用公共卫生理由，但疫情一到，警务处处长就可以自我扩权，而没人能制衡他。明明就算他禁止支联会集会，但政府可以讲到所有六四悼念都会犯法，着黑衣都可以被捕，可以将禁止无限扩大。
面对警方这样滥权，面对政府步步进逼消灭六四记忆，我们若不作出任何反抗，就是默许真相被掩埋，死难者沉冤莫白。我自己作为支联会副主席，当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在囚，是更有责任在今年延续推动六四悼念活动。
但即使我们认为警方的禁止是违宪，支联会作为一个组织，是不可能冒著被检控的风险，去彰显我们权利。所以我们公开宣布，支联会不会在今年举办维园烛光集会。而这个也是第一篇 FB 文章出现的原因，我表示非常遗憾，非常对不起香港人，做不到这件事。（邹有一刻哽咽）
唯一方法，就是用个人行动，去延续、扩散本来应该在维园的烛光。所以，我在那段时间，不停写文章，做访问，摆街站，去叫大家记住，呼吁大家继续用行动悼念六四，呼吁大家克服恐惧，不要因为权力无理的恐吓，就连我们自己基本的言论、行动自由，都不去做，不要被白色恐惧瘫痪我们的行动能力。
阁下，我有一些当时的访问、街站的记录。我想让阁下见到我对公众作出的呼吁，是什么内容。
我在这段时间对公众做的呼吁，就是叫大家六月四日八点钟，点起烛光，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可以去到哪里，遍地开花。而这个模式，其实是自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第一次被禁，发展出来的，是一个不用集会形式，都可以表达集体力量的方式。作为一场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给到一个相对安全参与的方式比大家，才有可能动员最多人参与其中。而遍地开花正正这样一个平衡之下的方法。畀到每个人因应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因应自己可以去的地方，选择一个地点做行动。但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一个政治的表达，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这件事要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去做，而不是说我自己藏起来，做给自己看。
如果法庭话一个没指定地点的行动呼吁，都是煽惑紧一个未经批准集结，我都好疑惑，这个集结是说在哪里的集结，是否这个集结是在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个时间点举起烛光，就是参与一个未经批准的集结？如果这样讲，不如直接承认，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但当然，虽然这个六四点烛光行动，没有指定地点，但最有象征意义的，亦都最大风险的地方，一定是维园。但因应政府摆出来的态度，警方各种放风、威胁，维园确实不会是好多人愿意、或者有能力今年再去到做这件事的地方。但无疑是最多人仍想见到有烛光亮起的地方。因为维园烛光象征一种承诺、一种坚持，一种坚守良知的勇气。而最责无旁贷，应该去维园做这件事的，无疑是在维园举办了三十年烛光晚会的我们。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个人点烛光走进维园，可以犯什么法；即使我公开讲我会做这件事，是否现在法律不给我公开讲我会做一件合法的事？是否只要有人通知了警方集会而被禁止，警方就有权将一个地方完全封闭，禁止所有人就相关议题作出表达？将维园锁到铜墙铁壁，真是同防疫有关系的？（庭内公众鼓掌）
但法律分析是一回事，实际风险是另一回事，这确是香港的现实，如果不是我也不会在此。我自己觉得愿意承担风险，但不可能有好多人愿意同我做这件事，所有讨论、气氛，好清楚告诉我，好似往年那种大规模的集会，今年不可能出现的。
去到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几二十几人愿意和我试下入维园，更大可能是小猫三四只，甚至可能只得我一个。
但是即使只有我一个的话，我都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维园的烛光，经过三十二年的沉淀，已经是这个国家上最重要的反对专政的象征。我们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去到维园的人不多，只要有，我们都可以说维园的烛光没有死。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起码，我们都还可以用个人力量，做最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将每个行动的政治能量，放到最大。正如当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为见到后面有成千上万人跟着他，他才去挡住塔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须去做这件事，因为这是正确的事。
而如果我们自问是传承紧八九的精神和坚持，我们就要有这种不论人多人少，不论高潮低潮，都坚持下去的决心。我们当然不会否定，我是好想好想见到维园依然烛光如海的画面。但同时我对时势都有好清醒的判断。若然到了当日，维园真的只剩下几点烛光，甚至被当局成功，（令）完全没有烛光亮起，我就更加需要向公众解释，这几点烛光的意义，三十二年来维园烛光的意义，和当局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要禁绝维园烛光。这些话，今年不去讲，好可能之后都不会有机会去讲，而其后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会有明报的那一篇文章，匆忙一晚写成不成熟的文字，但当局就如获至宝，觉得可以文字狱，甚至抄足国内六四手段，做预防性拘捕，六四一早就将我抓捕，困足 36 小时，让我无法作出任何行动。再之后，对支联会所有行动，更加上纲上线，讲到我们 32 年活动是颠覆国家，是受国外势力指使。
但驱使香港人 32 年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话我的两篇文章是煽惑大家，是抬举了我，也是贬低了香港人。我们见到即使维园封禁，去到西贡、屯门，都有人亮起烛光、灯光，不需要什么人召集。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坚持。
其实八九的时候，我都只有四岁。好多人疑惑，为何我如此执着这件事。是香港人，是三十几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又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我所做的，只是传承、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情，不让政权垄断真相。
如果法庭要用煽惑的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按良知做这件事。若要因此受刑，我亦无怨无悔。
以上是我的口供。
（掌声雷动）
（休庭）
众人鼓掌不断：六四无罪！香港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