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周年网络研讨会材料之六
从文化相对主义谈中国民族的问题
彭小明
俄军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炮火连天。每天的战争消息，包括死伤、被俘、难民、虐俘，还有难民逃亡、安置，各国油气能源供应，欧美市场的物价腾飞……每一个消息都提醒我们战争是死亡和灾难。苏联（立国七十四年）分裂，多国独立，一直没有太平。二十世纪以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出现了亚非拉独立国家。但是一味地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只要发生冲突，就鼓励独立，分而治之，难道就是合理的国际关系了吗？美國支持巴拿马独立，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都有大国利益暗藏其中。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出现新的独立群体。战争断断续续，俄国和北约所用的军火已经超出了第二次大战的用量，这次乌克兰的军火都是北约支持的。俄乌都在消耗血本。
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也是共产党独裁七十餘年，暗藏着分裂的危机。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白俄罗斯共同创建了基辅罗斯民族的文明，是非常亲密的三各兄弟，血缘、语言、民俗和宗教渊源都很密切。乌克兰本来希望独立之后，会赢得国际监督，主权领土完整，每遇纠纷，必有国际关注……可是这场战争告诉我们，独立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后果，战争夺去了乌克兰人民最起码的安宁和权利，家园被强占，亲人被杀害。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被切割，最重要的钢铁基地（亚速）被摧毁，最精密的军工企业（马达西奇）被炸平。若想重建，谈何容易。独立代价太大，而实惠实在太少。独立之后，实际上更穷了。德国警方有报道，三十年来，很多东欧女青年被拐卖诱骗到红灯区来谋生，其中乌克兰的比例不小。在要求独立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容忍专制。先独立了再说，管他俄国专制不专制。结果独立的结果，民主自由也没有到手。乌克兰在独立前，还是联盟中仅次于俄罗斯的最重要的加共和盟国。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议会）里讲话还比较有有人听。独立出去之后，抗争变成了国际交涉，美國、欧盟反而不敢干涉，终于酿成了国际战争。历史没有如果。如果要提醒面临选择统独的人们，我认为独立是最坏的选择。民阵年纪最大的老知识分子陈世忠先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生，有罗蒙诺索夫科学精神的大学，科学文凭绝不掺水。苏联的人文史地陈世忠先生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俄乌两族的语言差异实在是相差无几。而俄乌分裂的导火索就是语言争议。乌克兰如果留在苏俄不寻求独立，不至于牺牲如此之大。万恶的苏共已经倒台，虽然仍是强人独裁。民主事业总要用艰苦抗争来换取。和平抗争即使受到血腥镇压，也比公开交战代价小得多。二十世纪以来，殖民主义逐渐崩溃，亚非拉独立国家不断出现。但是独立以后真正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并不多。独裁、半独裁的国家不少。（韩国和台湾民主有成就，但是都还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
西方民主国家和联合国能不能有一点新的思维？凡是有一点民族冲突，就鼓励一方独立。科索沃，摩尔达瓦，都搞独立；甚至默许台湾独立，香港独立。为什么不能尽可能地促进民主和谐，共处而繁荣？
我今天再重申一下加缪的民主共建的思想，史特拉斯堡民阵会议上，我谈过一次。法国作家加缪Camus是跟萨特Sartre齐名的法国作家和思想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实萨特很差劲。成名之后，一头扎进共产党怀抱，去朝拜毛泽东和共产主义。加缪则有独立思考。当时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开展武装斗争。加缪是法国人，住在阿尔及利亚，从小就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家庭长大，接受的是完全的法国教育，但是他又是在当地穆斯林青少年环境中长大的。一直到他十七岁才离开阿尔及利亚去法国上大学。然后在巴黎当编辑。他爱法国，爱法国文化，也爱他的故乡阿尔及利亚。他珍惜与穆斯林人民的友谊，他痛恨法国军队对穆斯林人民的歧视和压迫。他深信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各族人民可以和平共处，共建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和平生活。他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镇压，也谴责穆斯林极端分子对法国无辜人民的虐杀。他坚信美好的法国民主制度终将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带来幸福。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法国民主为框架的共同体，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海外省与法国人民共享民主制度和一切科技文化生活。可惜，他不幸1960年死于车祸。1962年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击败法军，宣布独立。然后一百多万法国男女老幼被暴力驱赶离开他们已经数代居住的地方回到马赛，一度流落街头。毛泽东曾经大力支持了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种族清洗）。阿尔及利亚很快变成了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军人集团掌控实权，九十年代爆发内战，几乎打了十年，一名军人总统又持续连任二十年，还想再任五年，被人民唾弃，终于辞职。加缪的理想没有实现。法国已有比较成熟的民主机制。为什么不能顺其大势，因势利导，把阿尔及利亚合并到民主制度之下呢？如果实行民主，可以避免多少抵抗、镇压、驱赶、侮辱、政变、内战、独裁……
我也有一点类似的经历。我上小学时，父亲打成反革命（1983年平反）我大哥划成右派（1979年改正），上海市政府把我和母亲扫地出门，遣送边疆农村。（石库门住宅改做街道托儿所）。在即将集结开拔的前夕，我奶奶找出一个信封，说是有个姑父最近也下了农村，你们或许可以去那里，毕竟是长江南岸的地方，不是征人远戍的大西北。其实说是姑父，姑母已经病故，他已续弦。更加要命的是他之所以移居农村，也是因为刚刚打成了右派，被当地师范开除公职（1980年改正）。这个地方确实是在长江南岸，但是紧接着的三年特大饥荒，我们所在的村庄，农民不断地饿死，跟我一起玩的小朋友也多饿死。我母亲只身逃回上海，五年后我也辗转回到上海。如果没有我奶奶找来的信封，我和母亲肯定跟着集结编队的反革命家属们一起送往新疆或青海。或许早在那里饿死，或许命大，在那里做工务农。这段少年经历常常令我想起法国的加缪。别误会，我不是自比名家。而是说，若我命大不死，凭自己学习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兴趣，我一定会跟当地少数民族小朋友结成好友，学会他们的语言文字。若能活过文革，或许就是一个新疆人或者藏区人。加缪英年早逝，事业未竟。六十多年过去了，人类的理性又前进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接过他的理想，继续勉力以求之？
分裂和独立，说白了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且常常拿出领土、资源，乃至分治的权力来作为筹码进行交易。独立不是最高的理念价值，宪政民主才是。俄乌战争当然要谴责普京的野蛮决策。但是整个西方民主世界也应当深刻反思。摧毁共产主义的苏联，并不必须分裂俄国。
为了推翻一个专制国家，就一定需要肢解这个国家的联合体吗？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苏联不分裂，至少乌克兰不独立出去，在大俄羅斯的议会里，一个工业、农业、领土、地缘都很重要的乌克兰代表极力推进民主，对于整个俄国，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自由福音。（这里插一句，苏联垮台的时候，共产党直接遭到解散，没有一个是男儿。戈尔巴乔夫曾努力阻止分裂，甚至建立联合体，但没有得到西方的支持）。
说到历史积怨，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毗邻共处的民族之间，白种人与印第安人，殖民者跟非洲土著，都曾经有过血腥的杀戮。只是持续的时间和血腥程度不同罢了。蒙古铁骑不仅蹂躏了欧洲，而且屠杀大量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崖山之战，南宋末年（1297）小朝廷才七岁的皇帝随着宰相陆秀夫仓皇南逃，在新会崖山全军覆没。抗元主将文天祥被俘，君臣相顾毅然投海，杨太后其实大约才二三十岁吧，也投水自尽。从朝廷内阁到逃难臣民，包括大量皇家经过科举精选的在政治经济的知识精英和书法绘画音律戏剧等艺术大师，共约十万之众，壮烈殉国，誓死不降。浮尸海面，惨绝人寰。灿烂辉煌的唐宋文化精粹几乎毁于一旦。甚至一度传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在中共的教育宣传之下，我们对西藏新疆的历史都瞭解不多，我是来到海外才阅读了一点相关的历史。两汉三国时代，汉人就已经在西域（今新疆和中亚一带）留下了文治武功的痕迹。民间也有不少文学戏曲的故事，《张骞出使》，《苏武牧羊》，《昭君出塞》和《文姬归汉》……人民都曾耳熟能详。汉人跟当时的西域民族（但主要不是维吾尔族）有过交往和争斗。在唐代跟吐蕃还有过争夺西域的拉锯战争，双方各有胜负。李白诗云：五月天山下，无花只有寒……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西域古国）。边塞诗几乎在唐诗中自成一格。《薛仁贵征西》的小说也演义过这类战事。唐代文学中西域信息如此密集，说明西域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力真的不小。还有史料记载，吐蕃的军队甚至攻破了唐朝京城，另立一名幼帝，但是不久又烧杀毁城，退兵而去。远不止像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的故事那样花好月圆。中国周边少数民族跟中国在历史文献的对比上，总是中国多于少数民族。中国文字发明早，《春秋》、《史记》和地方史志发达，把军政事务随年记载入册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近年来国内官方提出了维吾尔族来源的说法。我不敢只看国内的文件。必须同时看德文的有关材料。从德文看，维族史也缺乏远古的文字见证，只有一些神话色彩浓厚的口头传说。最早的畏吾儿名称还是在公元五世纪的中文文献里找到的。到了公元八世纪，更有了回纥，后来称为回鹘，高昌（吐鲁番）回鹘的纪录。唐代的汉维民族关系还相当地好。安史之乱中，他们派兵来协助平乱，立下大功，唐皇还真的把亲生的小公主嫁给了汗王。（文成公主等“和藩公主”都不是皇帝的嫡亲少女）。回鹘后来西迁到喀什一带，形成了维吾尔族。正如德文材料所说：“几个世纪以来，维吾尔人已经从不同的民族成长为一个说同一种维吾尔语、并产生了维吾尔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的《突厥语大辞典》和著名经典《福乐智慧》都产生在公元十一世纪，作者都是新疆喀什人。维吾尔文化当然应该保护，它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应保护。从我学习的有限范围来看，维吾尔族历史上跟汉族的冲突相对来说规模不算大。三区革命有杀汉驱回行为，据说部分被制止。文革前有小规模暴动，迅速平息。伊犁六万人逃亡事件，也没有开枪。但七五事件以来，暴力频频，才震惊中外。相比之下，蒙元、满清的历史太血腥，吐蕃与中原有过战争。1868年的回汉仇杀非常可怕。但是，辛亥革命实现清廷逊位之后，中华民国立刻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包括所有少数民族。人类走向理性，就应该消除仇恨，抚平创伤，促进宪政民主。我们反对所有的分裂独立主张，中共专制才是各民族共同的敌人。中国有什么民主模式？中华民国台湾。它是当今世界民主的模范。1947年行宪被国共内战耽误了，1988年开放党禁报禁，现在已经发展得相当理性。台湾的立法院，前些年有人打架骂街，是议员为民争利。街头巷尾却很少人打架骂街。中国大陆的人大政协没人打架骂街，可是两会根本不代表人民说话。我们一定要把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民主制度延伸到大陆去。不仅政治，还有文明礼貌，书香社会和繁体汉字！
六四过去三十三年了。民主转型仍没有发生。我们应该做什么？做好思想文化的准备。要团结少数民族，必须消除大汉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中国人民中的沙文主义倾向非常严重。你问一位中国同胞，关于少数民族的关系，他常常会说出很不理性的话来。其实国内就是一个普遍歧视的社会。若问“少数民族有什么文化”，更加答不上来。很少有人说出《格萨尔》、《江格尔》和《福乐智慧》叙事长诗。有点知识的，说一句他们能歌善舞，具体也说不太全。人们甚至没有想过，中国的文艺节目，歌曲、乐曲和舞蹈至少有一半或者更多都是少数民族内容，春晚节目比例也高，再听一听城乡大妈的广场舞曲，一大半都是西藏新疆内蒙风格。享受了人家的文化艺术，一点感恩的想法都没有！我非常钦佩西藏的音乐。过去有的歌曲带有歌颂老毛歌颂党的陈词滥调，近来有的歌曲，如《青藏高原》和《天上的西藏》，虽是汉人编曲，但是那西藏的风格，肯定有采风的生活基础，真是空旷、高洁，那是高原的风。不仅歌舞文化，藏文也是一种具有形声特点的古老文字，它同汉字类似地能超越时空（方言和古今），而且具备强大的翻译功能，许多已经散佚的梵文经典，仍然完整地保存在藏文经典中。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辞典》约7500条注释包含了大量的人文科学历史信息，堪称世界罕见的百科全书。我们要让各民族互相瞭解，人民才会尊重对方，产生敬意。互敬互爱，消除隔阂。
从1950年代开始，美國形成了一门显学，叫做文化人类学。它的一个基本信念叫做文化相对论。就是面对一种陌生的文化形态，不论是日本、朝鲜，还是印第安、毛利或是密克罗尼西亚，都不要以自身文化的观念和逻辑去判断陌生的文化，应该深入该种文化自身的理念和逻辑做出判断。文化人类学家本涅狄克特发表了她的名著《菊与刀》。原本是应美國国务院的邀约，写出来帮助美國占领军和行政人员认识日本民族，处理日常事务和改造日本法西斯的。竟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美国占领日本，以文化相对主义对待日本，转型比较成功；苏联占领东德，以史塔西（克格勃）和柏林墙来对待东德，结果终于一起崩溃。另外玛格丽特米德所写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等报告描写了这个岛屿上青年男女无拘无束的生活状况，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性解放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化人类学震撼了西方社会。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全新的视角和思想方法，从日本占领军传入到人文学术界，逐渐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整个西方社会都对过去歧视和驱遣印第安人、有色人种的历史有所反思。大约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向当地的原住民深刻道歉。这也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积极的结果之一。不仅对当年的奴役和虐待道歉，而且对于那些温和的所谓改造行为道歉。上个世纪一些白人基督教家庭接纳了许多印第安人毛利人的儿童，跟自己的白人孩子一起学习基督教正统文化和正规教育。经过文化相对论的反思，他们幡然醒悟，所谓改造行动也是一种文化强制，违背了这些儿童原生家庭的亲情和文化期许。我到澳大利亚去时，亲眼看到了官方树立的道歉榜文。看完时，心里十分感动。白人民族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多民族人民之间的和谐与谅解，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责无旁贷！
《菊与刀》出版于1948年，文化人类学在美國大放异彩的时候，中国刚刚结束内战，一边倒，导向苏联。拒绝了一切西方的意识形态。等到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知识分子接触到有关理论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民族关系理论都是列宁、斯大林那一套。后来就是毛的阶级斗争那一套。把民族问题搞成“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苏联崩溃了，中国民族学界也举步维艰。
文化人类学也包括语言人类学。从相对主义出发，沃尔夫提出了语言决定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至少国际上现已承认，每一种语言都是该民族观察世界的视角和表达方式。若要跟一个民族发生交往，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视角和文化表达方式，然后才能推心置腹的交流。国际上多民族地方实行双语（多语）政策已受到普遍的认可。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共当局又开始重复1958年曾经犯过的错误。限制少数民族语文的教育，片面强调汉语教育。加强普通话教学可以，但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是不可荒废的。你办了职业培训学校，为什么不同时开班让汉族干部和教师学习维吾尔语文呢？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些国家，小学生同时学习两三种邻国语文（德法荷），再加英文，都是平常的事情。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多种语言对儿童根本不是负担。（在海外我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实例）。
俄乌战争就是从争论“俄语到底算不算国语和官方语言”闹起来的。越闹越大，最后打成这样。不要小看语言问题。
战争给了我们很多教训。美國捍卫普世价值，限制中共，打击中共的的气焰，都是正确的做法。美國布林肯不追求与中共冲突和新冷战？布林肯太软蛋了。我们搞民主就是要推翻中共专制。我仍然希望余茂春、林培瑞和黎安友等等能对美國当局说得上话的人们告诉他们，坚持民主的价值，但不要支持，也不要默认分裂中国的行为。那样会制造战争，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只会非常反感。对于中国，对于欧美，对于世界，都没有好处。香港青年起先提出一个很没有政治份量的口号“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北京急得要命，拼命把它往港独方向拉扯。后来，少数人提出了港独的说法。北京高兴得要命。他们怕的就是你们没提独立。提出独立的问题，北京就可以大做文章，捞取民众的支持，抹黑香港的民主抗争。
再补充谈一个想法。温和改良派冯胜平先生认为中共在办好事，应该劝党搞“党主立宪”。苏联垮台的时候，苏共解散，没有一个是男儿。中共垮台的时候有没有男儿，还不知道。我们不排除早期党员群体中确有一部分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殉道者。但是建党百年，建政七十年过去了。党员基本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主体。以“便于公费出国、考研、考公、找工作”为入党动机的党员能站出来做男儿吗？如果党都垮了，还有什么党主立宪？
首发于《北京之春》2022年6月号（第348期）-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