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理由，既然是共产党 执政，出了事理所当然由共产党负责）
六四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或党 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写入党史是因为关于 那件事至今还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 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即便讨论任何有关六 四的决议，也无法在党的大会上通过，一 是因为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二是 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三是无法给 那件事定性。由于党内缺乏共识，关于那 件事的说法就前后不一。先是说那是一场 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 的动乱，最后把那件事轻描淡写成「一场 风波」。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风波，那又为什 么不准党内外讨论呢？像文革、反右都是 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党勇于改正自 己的错误，公开给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 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一场风波」 中的受害者却不能平反昭雪呢？ 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简言之，六 四虽然死的人远少于文革和其它政治运 动，但这却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 问题，没人敢碰。 六四以前，尽管我党犯过很多这样或那样 的错误，但我党都有改过自新的能力。即 使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造成那样的劫难，我 党都能够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粉粹四人帮， 否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结束文革，使我 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纵观中国几 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 总是有这种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的。但 那种能力却永远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 程度就不管用了。六四就是这样一个分水 岭。从那以后，党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 来治理腐败，拨乱反正，获取大多数群众 的支持了。每当一个政权丧失自我反省、 自我改过的能力时，这个政权就开始走下 坡了。中国历代几乎每一个朝廷都意识到 了这一点，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可以扭 转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复 着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描述的「政息人 亡」这种历史悲剧。六四就是这个中国的 古老悲剧的重新开演。 「政息人亡」的历史悲剧在中国不断重演， 是因为从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 个好的法子来治理腐败。治国就是治吏， 治吏就是对付腐败。从古到今，我国都是 从体制内找答案。在美国读过书的孙中山 先生首先看到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死结， 决定从体制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满清，建立 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经模仿美国 建立了一套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同时也 开放党禁报禁，梦想当中国的华盛顿。但 很快他就玩腻了，回到了体制内，决定当 皇帝。蒋介石不敢称帝，但他惩治腐败的 法子还是和皇帝一模一样–体制内找答案。 所以 22年后他被体制外的我党所取代。毛 主席还没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会和历代皇 帝一样被赶下台，所以他发誓要用民主来 结束「政息人亡」的循环。但他还是没有 能够跨越体制，他没完没了地整人，搞得 党内外怨声载道，所以他死后不到一个月 他的老婆和亲信被一网打尽。邓公一开始 也想从体制外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权独揽、 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但他终究没有那种 魄力和勇气，最后还是回归旧的体制。他 死后我党之中再也没有谁敢挑战这个体制 了。 六四说到底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在体 制外找答案」的一次尝试。我党的领导并 非都是外界传言的那样酒囊饭袋。他们知 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 六四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 独裁和专制政权都不可能永久，其结局无 非只有两种：或是被另一个独裁专制政权 所取代，或是被一种民主制度所取代。我 国现行体制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镇压过六 四学生和百姓的人都会被后来的掌权者钉 上历史的耻辱柱的，就和那些斩首「六君 子」，镇压黄花岗起义的人一样的下场。李 鹏同志写了一本自传，想撇清他在六四中 的责任。我党不批准他那本自传的出版， 其实并不是和外界传言的那样害怕他把责 任都推到邓公的头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参 与镇压六四的人都绑在一起，而是认为那种责任不是一本书、一个表白可以推卸得 了的。老百姓不会那么笨。 前面说了，我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平反纠 错的经历。例如，我党的早期曾经给很多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同志平反。解放后， 我党错打了很多右派，文革中又错误地打 倒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我们都给他 们平反了。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谁赢了谁就可以否定党的前任领导所 做的一切。搞来搞去这还是体制内争权夺 利，可为什么这种争权夺利以前大都出现 好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虽然也有不少的投机者，但毕竟还是有一 大批有理想的好同志。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远不如加入国民党来得实惠，所以我党 那个时候总的说来是纯洁的。中国历史上 帮助皇帝打天下的总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这些老臣敢于拚死进谏，他们的话皇帝不愿意听也要听。彭德怀就是我党的老 忠臣。刘少奇、周恩来就是肝脑涂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们，偏偏信了一帮奸臣–四人帮的胡言。主席死时，忠臣已被杀 了一大半。到了邓小平时期，忠臣一个又 一个被整下去或退下去，就越来越稀少了。 六四以后，我党的忠臣可以说基本上被一 扫而光。如今要入党的，都是为了当官， 捞钱。党内干部能够生存下来的，爬上去 的，除了投机者便是贪官污吏，他们连《党 章》都没读过，根本就不了解我党的发展 史，他们的理想就是捞更多的钱，把孩子 一个个安排到政府里当大官，或者送到美 国去享福，谁会傻到会去给六四平反？今天我们党内有哪个人有华国锋为民除害的 那种胆略，胡耀邦为民请命的那种慈悲， 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那种雄才？ 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公在世时就应该把那件事办了，那样做虽然我党有 可能暂时失利，但长远看来我党会永存， 不会消失，更不可能被打倒。党和国家都会更加兴旺。今天在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 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体制内处境艰难，我们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 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我们给六四平反，中国将会发生三件事： 一是民选政府官员，二是法治社会，三是 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问题就不是 我党失去政权那么简单了，而是我们很快 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独立的反贪局审查。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 严格查一下，这些人也都该进监狱的，很多人要被枪毙的。六四平反之后，中国廉 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 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 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 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 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 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 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如果说给六四平反只会影响党的干部的利 益，那可就小看了我党的眼光了。六四以后我党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给我国知 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 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席对他们来硬的， 实践证明那不行。我党六四对他们大开杀 戒，确实是不对的。江总书记靠「三个代 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 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 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 了。给六四平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 直接的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 源，丢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 20年前的中国了，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 20年前的知识 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 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 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六月四日， 他们会说奇怪网上竟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 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 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 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 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 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 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 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 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二十年前邓公 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 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 好办法。江总解了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 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 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 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芯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 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但邓公当年说的一句话我们却不能不放在 心上。邓公说，杀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听清楚了：他说那只能管二十年， 没有多说一年。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邓公可从来没有延长过这个保鲜期。谁有再 大胆也不能瞎做这个主。 如果这个时候把六四问题拿出来讨论，甚至要给六四平反，是多么脑残的一件事。 二十年保鲜期已过，我党已经坐在好多个 火山上了，会给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吗？ 就算我党想通了，那全国那么多的公务员 们、大款们、精英们、教授们能想通吗？ 靠喝学生的血养肥的，总不会把喝进去的血吐出来吧。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天下 大治。可天下大治也会变成天下大乱的。
所以，六四虽然是一场小风波，却也是我 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至今没人 敢碰。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 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 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复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 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 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 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 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 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 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 纷纷像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六 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 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 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 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 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 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 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 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 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 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 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 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 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 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 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 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 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 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 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 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 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 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 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 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 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 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复，显然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 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 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 是否定的。 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 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 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 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 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 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 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周年之 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 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 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 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准，李讲是邓的意见。 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 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 「春节」拥军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 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 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 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 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 恐沾边的秽迹。 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 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 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 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 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 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 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 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