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真实的历史
——作家沈宁休斯顿开讲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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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认为民国史料需要抢救,背景照片为他的外公陶希圣
“民国”这两个字,实在是中国人心里最复杂的一个字眼。很多年中,隔着那艘“南湖”里的红船“民国”的历史就藏在那烟雨苍茫之中。
如今,共和国的岁月已过了甲子之年,关于“民国”的记忆却越发地鲜亮起来。人们开始怀想民国,不仅仅是民国璀璨的文学,还有民国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民国里的人物。
感慨《中华民国史》煌煌十卷在北京问世,熙攘的首都街头,书店里赫然醒目的竟是《蒋介石日记》新春伊始,我在电话里邀约老同学沈宁来休斯顿演讲“谈谈你心里的民国吧!”沈兄爽然应允,且笑道“因为我是1947年出生,也算是民国里的人啊”
沈宁,祖籍浙江嘉兴,外公为现代史著名历史人物陶希圣,伯父即为现代史著名“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沈宁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学,毕业后任陕西电视台导演.1983年赴美国留学,曾任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空军学校教官等。目前已出版《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目击美国中小学》《商业眼》《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美军教官笔记》及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百世门风》《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等,叙述了许多民国人物的难忘故事,如蔡元培、郁达夫、杜月笙、蒋介石、胡适、陈布雷、蒋纬国等,用他的话说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
2012年2月18日下午,美南作家协会的会场座无虚席,沈宁则以“民国時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破题,逐步介绍了民国肇始后新闻自由、官员清廉、文化灿烂之情形,輔以家庭交往和历史照片,娓娓陈述了他个人独到的见解。述及到自己家庭沧桑和成长经过,特別提出许多历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抢救里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动容。
有关沈宁休斯顿演讲的精彩内容,最好的报导就是秉笔实录,在此择取其主要段落,以飨文友及读者。下面即是根据沈宁现场演讲的录音所删节整理:
我对民国有特別的感情。
第一,我是民国时期出生在南京,那时候南京是民国首都,我的母亲是总统府秘书.我外祖父和母亲都跟蒋介石有很深的关系,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结婚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主婚,蒋介石差人送了一幅亲笔字,49年之后上级收缴了。
第二,我家的长辈里有不少人,在民国期间很有声望,我从小听过许多故事,也见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第三,我学文出身,喜欢写作,出版过几本讲历史的书,做过些相关的研究,多了解一些史实。我特別有一种危机感,觉得现在太需要抢救民国时期的历史,如果我这一辈人再不努力做这件事,民国历史的很多真相可能会丧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回过头来看,从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间,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国期间,实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虽然民国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间,内忧外患不绝,战火烽烟不断,可正是那段期间,中国各行各业,都积极转向现代化,社会空前繁荣,并在赢得国际尊敬。
先看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时最有名的报人是张季鸾,陝北人,是我叔祖沈卫老太爷的学生。我家老太爷当时是陝西学台,办了个宏道大学堂,张季鸾是学堂里的学生,他到日本留学,也是我家老太爷办的手续,给的学费。张季鸾主持大公报之后,提出四不主义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从不把国民党的规定放在眼里,整天发表骂国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宴会,军政大员数百,首席主客是张季鸾。张季鸾死了,归葬陝西,蒋介石亲自跑去,扶棺下葬。我父亲的好友陆铿先生,做过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发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党报上骂党领导,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国时期,並不少见。蒋介石很生气,我外祖父找陆铿谈了一次话,就算完事,陆铿继续做主任,別说逮捕杀头,连职都不降。前些年我在旧金山找陆伯伯聊天,他还耿耿于怀,说我外祖父当时跟他谈话态度不好。
那年头,骂蒋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马寅初,在重庆当面撕破脸的骂,据说给关到牢里去了。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我有点怀疑,因为正是马老先生坐牢期间,他有书出版。那么他到底坐牢了没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级监狱,没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还可以著书出版。我的二伯父沈钧儒先生,也是当时专门跟国民政府过不去的主,关了监牢,那是真的,他在牢里写幅字:还我河山。看看这张照片,哪像是坐牢?坐藤椅,穿长衫,纸墨笔砚伺候,写那么大的字,挂墙上,还让人照相。马寅初、沈钧儒最后都放了,出来继续骂蒋介石,还受尊敬。
说到四大家族,我很怀疑。谎话重复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亲有一次到庐山参加记者招待会,宋美龄发表完讲话,我父亲站起来问四大家族怎么贪污腐败,宋美龄驳斥他,弄得满场记者都低着头不敢坑声。不过后来蒋夫人对我家里人还是很好,很和善。蒋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岁,就说明她不是整天算计勾心斗角的人。抗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蒋夫人宋美龄代表国民政府到美国求援,对美国国会做演讲,浩然正气,自信从容,举止高雅。她的风采当时倾倒美国国会,演讲之后,全场起立,掌声达四分钟。当时的国会发言人把迎接宋美龄到场那天誉为美利坚骄傲的一天,赞美中国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杰出女性之一。美国有人评论说:蒋夫人在国会大厦驻足三小时,是美国历史不能缺少的一页,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
再说宋庆龄。父亲生前是宋庆龄基金会的常务理事,老爷子过世之后,我们兄妹从美国回北京,受到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到宋庆龄故居去访问座谈,宋庆龄故居的园子很大,在北京后海,以前是纳兰的王府,可是宋庆龄住的房间确是相当简朴,我们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里接见外国元首。我想,以前在国民政府做过官的人,大概怎么着也贪污腐败不起来。被归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着中央日报的搬家费,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没有了。正愁中饭没着落,陈立夫先生走进门来。他到新街口办事,听说陶希圣刚搬到这里,就来蹭中饭。外祖母没辙,只好炒两碗蛋炒饭打发。陈立夫退休来美国,怎么个活法?开养鸡场。吃蛋炒饭,开养鸡场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干的事吗?
我的外祖父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可以算高干了。刚到台湾,不管多大官,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台北新生路和信义路买了一处小宅子。那时候这个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旷旷,价格便宜,不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买了房子,到《中央日报》去申请家具,只领到一张吃饭桌子,四条桌腿,上面架个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个舅舅每人坐一个,更没有外祖父的坐处。外祖母只好自己买回两个书桌,四把椅子,让舅舅们勉强能做功课。五个舅舅上学,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要吃饭,时间紧,饭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队买米买菜,经常来不及,只好买些面粉,回家煮面条。后来王惕吾先生听说了,不忍心,送两袋米来。外祖母买个大瓦缸存放,搬家几次,大瓦缸一直保存着,没有碰坏,为了留做纪念,舅舅们至今还感激王惕吾先生,时常对我们讲。
再看民国的学问家教育家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叶企孙、钱学森、华罗庚,都是民国造就的人材。还有艺术家赵丹、白杨、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红线女、常香玉,文学家鲁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美术家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总而言之,大家扳手指头数数,从民国时期之后,六七十年过去,到今天,有哪个中国艺术家、文学家的成就,能够超过这些人。连说相声的都没一个比得了侯宝林。
听说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参观林语堂故居,想想林语堂那时候,民国时期,不管他写什么,都能出版.这道理挺简单,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师.我有时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如果生在民国时期,也许还有点戏,要是没生在民国时期,那就栽了。林语堂要不是活在民国时期,他绝成不了大师。还有张爱玲,不枪毙就算她走运,还想出书?巴金、曹禺、沈从文、老舍、钱钟书、茅盾,离开民国时期那个环境,又活了好几十年,可是怎么样?
要说民国人物,头一个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前两个月过双十节,丹佛英文报纸登一篇报导,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丹佛为民国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讲,接到革命军电报,催他回国就任大总统。孙中山急忙动身,坐了一个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读了之后,才知道丹佛跟民国还有这么一段缘分,挺震惊。我们实在对民国历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须赶紧补课。
孙中山之后,早期民国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骂他卖国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並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历时三个月,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据说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但是至今还是有媒体继续编造袁世签署二十一条的谣言.民国时期的政治领袖,至少不卖国,而民国之后很多人连这条底线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华北,总想找北洋军阀出来做傀儡,没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吴佩孚。在大多中国人的印象里,吴佩孚是个野蛮粗鲁的军阀,那又是被欺骗。其实吴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试,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后来得罪了县太爷,被割了功名,才流亡从军。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许多,能力强,功劳大,很快成为统领中国半壁江山的大帅。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国人封面,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而是吴佩孚,称他是中国最强人。当时美国人认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是他。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越飞,给斯大林拍电报说: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组织: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尤其出色。吴佩孚的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所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战败,隐居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反对伪满洲国。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不干.1938年日军把华北伪政权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又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仍旧不答应,日本人很恼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带了卫队,到吴佩孚家,借口给他治牙病,强行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送行队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发沿途聚集,电车汽车全部停驶。
我从小听大人讲,我家有几个救命恩人。其中就有杜月笙和万墨林,上海滩上有名的青帮老大。为从上海日本人手里营救我的母亲,杜月笙从香港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回香港的时候,遇日本空军阻截,猛烈扫射。机师把飞机一路升高,甩掉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八千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杜月笙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从此杜先生身体就垮了,最后也是因为气喘病过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换命,救出我母亲的性命来的。
杜先生到重庆,把外祖父带到香港的汪日密约影件,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过,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当之后,杜月笙提到,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质.蒋介石听了,就把汪日密约放回到档案柜,告诉杜月笙,先把我母亲他们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约。因为蒋介石这个命令,母亲才被杜月笙的五十个枪手营救出上海。
长辈中的朋友郁达夫。我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教书的时候,郁达夫刚从日本回国,在安庆一中做教员,成了朋友。他们一群文友墨客都没有带家眷,常在一起聚会。只有郁达夫带了元配太太孙荃,郁达夫是个多情种,很爱自己的乡下女人。上课也好,聚会也好,不管多忙,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定赶回家去看老婆。安庆是个山城,爬上爬下的,郁达夫为看老婆,走路旋风一样。我的外祖父说,那一份浓情,很是难得。谁也想不到,五年之后,郁达夫到上海,一参加革命,立刻变心,把孙荃和子女赶回老家,自己与王映霞在杭州订婚。
现在的人很少了解蒋百里将军。他跟我父亲是同乡,浙江嘉兴人,自小习文,中过秀才,跟梁启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学,读军事,为富国强兵。他在日本军校读书,成绩出色,全校第一名,获天皇赐刀,让日本人很丢脸。回国后,他任保定军校校长。他曾经作为蒋介石特使,访问欧洲,面见过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见过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替中国军队争取武器装备。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就地埋葬。过了十年,1947年好友协助迁葬,起棺发现,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的夫人是个日本人,他的三个女儿都非常美丽,其中一个蒋英,歌唱家,是钱学森夫人。小女儿蒋和,跟我父母大学同班,后来在北京做德文翻译,我小时候经常跟随母亲到她家去听故事。
近几年国内开始有选择地公布一些历史真实,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高陶事件。感兴趣的,可以找中央电视台的五集电视片《夺命追逃》来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还有我母亲一些镜头。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乘军舰离开上海,到了吴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亲,请求蒋介石停了船,发电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亲和我,坐快艇到吴淞口登船,一块出海。母亲坚决没有走。
说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跟我家是同乡,我的父亲跟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中学同学,而且曾经跟小女儿陈涟恋爱,后来陈涟在西南联大,又跟我母亲同学。再后来陈涟参加共产党,跟我的父亲断绝恋情,与袁永熙结婚,干革命去了。他们夫妇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蒋介石让陈布雷处置,其实就是放陈涟他们一条生路,结果陈布雷当然就把女儿放了。陈涟他们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亲家里,过了几天北上山东。山东当时是共产党根据地。四九年后,陈涟是高干。我父亲调到北京后,去天安门看游行,在观礼台上遇见陈涟,打了个招呼。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过。后来陈涟的经历,各位去看这本书,叫做《两代悲歌》里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实蒋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执笔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逐字逐句蒋介石都改过《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众说纷纭,蒋纬国不高兴,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论。我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来给他看,每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红字,根本已经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笔,整本书实际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
历史不应该遗忘,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西方各国陆续同中国签订新约,危害中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介石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
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那时候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
讲民国,绝对绕不开抗日战争。现代世界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比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惨烈,比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过更多的生命?没有。同时,现代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段伟大历史更加淡漠,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些民族牺牲更加轻描淡写,比中国人对待英勇捐躯的同胞更加蔑视,甚至不惜对死者继续恶毒谩骂和侮辱?也没有。
在这里,必须举几个具体数据,请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头等强国,又经长久备战,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已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而中国刚经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常年征战,消耗巨大。抗日战争初期，国军海军仅有五万吨兵船,空军仅有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加预备役共二百五十余万,士兵缺乏教育,军官缺乏现代战术训练。
抗战初期,日军一个师装备五千多匹马和五百多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国军每个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多数师没有装备坦克和大炮,更谈不上陆空协同。国军士兵大多在战场上遭遇日军坦克,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等新式武器.全国可动员兵力四百万余人,步枪总共只有一百万支,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出的子弹,包括机关枪子弹,平均每个士兵才分得四发。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亲眼看见一九三八年国军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军装备和力量,根本无法与日军对抗。一九三六年,整训的国军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尚未运到,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食弹药,也还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展开全面抗日的条件。接着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抗战呼声更高,国民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匆忙把准备不足的国军开上前线,正面与日军作战,虽然国军将士英勇奋战,终究装备相差太远,屡战屡败。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总兵力超过七十五万,一战便伤亡四十余万官兵.冯玉祥回忆,在上海战场,一百里以外看,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个师一个师,两个师两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我的舅公万耀煌所率二十五军,在淞沪会战中全军覆没.刚才提到史迪威将军亲眼看到只有四挺机枪的国军那个团,在德安战役中,与火力强大的日军激战了两昼夜,牺牲六百将士,伤五百官兵,剩余官兵奉命后才撤出阵地。
八年抗战,国军空军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飞行员殉国,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国军伤亡官兵达三百二十二万人,二百0六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包括八名上将,四十一名中将,七十一名少将,计有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军长八名、副军长两名、师长二十名、副师长十三名、旅长十七名。殉国的二百0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员,大多是黄埔毕业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矗立心底的纪念碑》我在序言里有这样几句话“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活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继续生存着,就是因为那些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们不能在祖国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我们至少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纪念碑”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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